南宋魑首金杯金盤。 (貴州省博物館)
鎏金摩羯魚三足架銀鹽臺。 (法門寺博物館)
打撈中華文化的“黃金歲月”
國內最大規模金器展亮相蓉城
□本報記者余如波
“把這么多珍貴的金器匯聚在成都,讓過去只能在書上看到的珍品直觀、近距離地呈現在大家面前,是一次難得的文物盛宴。”9月20日晚,我國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黃金專題展《金色記憶——中國14世紀前出土金器特展》亮相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,展覽學術顧問、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齊東方很興奮。
此次展覽共展出全國40家文博單位的350件(套)先秦至元代出土金器精品,其中不乏各文博單位的多件鎮館之寶。展覽整體內容設計以時代為序,根據不同階段金器發展的總體特征劃分為五個單元,以及特別單元“黃金面具”。種類繁復、富麗華美的金器,彰顯著不同地域、時代人們的審美水平、生活情趣與觀念信仰。
壹
傳統金器制作工藝的全景呈現
金耳環、金飾片、絞絲金環……走進“金色記憶”展廳,來自新疆、甘肅、河南等地文博機構的一批小型金器,便吸引了不少參觀者的目光。“夏商西周時期,中國金器的發展尚處于萌芽階段。”本次展覽策展人、金沙遺址博物館陳列研究部副主任黃玉潔介紹,這一時期黃金制品器型較小,紋飾簡單,多用于其他器物或人體的裝飾。
在黃金這種稀有的貴金屬上,古往今來的匠人們窮盡技巧和精力:錘揲、鑄造、鏨刻、焊珠、鎏金……這些傳統金器制作方式很快發展起來,而它們均可在本次展覽的展品中得以呈現。例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收藏的漢代八龍紋嵌寶石金帶扣,外觀與如今的皮帶扣十分相似,但卻采用了造模、錘揲、鑲嵌、焊接等多種工藝。展品上有1條大龍和7條小龍在急流中翻騰跳躍,龍身多處鑲嵌綠松石,花紋和水波紋用纖細如發的金絲描繪,中間還焊接有小金珠,可謂出神入化,栩栩如生。
2000年,國家郵政局發行《中山靖王墓文物》特種郵票1套4枚,其中第二枚郵票上的“鎏金銀蟠龍紋銅壺”也出現在展覽中。這件西漢時期的盛酒器高59.5厘米,主體紋飾是腹部的鎏金蟠龍紋,四條粗大的獨首雙身蟠龍上下翻騰,左右環繞。此壺原為楚元王劉交之物,其后人參加“七國之亂”敗亡,朝廷沒收此壺,轉賜中山靖王劉勝。
鎏金牡丹紋銀牌飾。(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)
貳
金沙大金面具為同期形體之最
作為此次展覽的東道主,出土于四川的金器為數眾多,與來自省外各文博機構的展品交相輝映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,自然是2007年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大金面具,這也是目前中國發現的同時期形體最大、保存最為完整的金面具。
展覽資料顯示,這件面具整體呈立體臉譜,系在模具上錘揲成形,厚度僅有0.02厘米,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耳朵則采用剪切而成。面具臉部豐滿,表情威嚴,具有一定的寫實風格,是研究商周時期成都地區古蜀文明、金器加工工藝、青銅文明以及四川盆地與外地文化交流的重要實物資料,具有重大的歷史、藝術和科學價值。
三星堆一號祭祀坑出土的商代金箔虎形飾,系用金箔捶拓成形,遍體壓印“目”字形的虎斑紋。中國古代民族多有崇虎的習俗,三星堆出土的金虎及青銅虎造型以簡馭繁,氣韻生動,說明蜀人對虎的觀察相當仔細,而且虎的形象在其心目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
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,總共出土各類金器近300件,據黃玉潔介紹,其中的金杖、金面具等,在商周時期中國其他地區罕見,有學者認為其可能借鑒、吸收了一定的外來文化因素。“相較于同一時期北方草原地區出土的金器,古蜀金器并不是用于人體的裝飾,而多用于祭祀活動,與中原地區的青銅器、玉器有著同樣尊崇的地位,反映出古蜀先民獨特的宗教信仰和非凡的藝術想象力。”
展品吸引觀眾拍照留念。
叁
“海納百川”造就中國金器輝煌
中國金器的形成和發展,并非“閉門造車”的產物。相反,本次展覽前言開宗明義地寫道,“中國金器在汲取域外文化因素的基礎上,歷經各時期的創新與發展,逐漸與各民族、各地方文化特色相結合,從而使中西方不同工藝的裝飾風格相互交融,草原游牧文明與中原農耕文明相互碰撞,最終形成了中國獨特的黃金文化。”
來自內蒙古博物院的北魏鹿首金步搖冠便是一例。步搖是中國古代婦女的一種首飾,因人行步則動搖故名,其制作多以黃金屈曲成龍鳳等形。公元前1世紀左右,步搖自西亞傳入中國,與中原漢式步搖相結合后流行于魏晉時期,尤在慕容鮮卑部最為盛行。
魏晉南北朝時期,西方輸入的金器數量大增,其器型、紋飾、技法為中國金器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。唐代金器將多種文化因素融合創新,成為中國古代金器發展史上的巔峰。“粟特文化對唐代金器的影響最為顯著,以帶把杯和金花銀盤最為典型。”黃玉潔說,帶把杯是中亞粟特地區的典型酒水用具,但當地只見以錘揲工藝制作的銀杯,而唐代則出現了以鑄造為主要工藝的金制帶把杯,其局部造型也顯示出強烈的中國風格。本欄圖片均由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供圖
罕見黃金面具首次集中亮相
遼黃金面具。(沈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)
9月20日晚,《金色記憶——中國14世紀前出土金器特展》在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舉行開幕儀式。伴隨著歡快的鼓點,7名身著白衣、頭戴面具的演員款款走上舞臺,演出過程中,川劇演員變出兩張金色臉譜,形似三星堆金色面具,恰到好處地呼應了展覽主題“金色記憶”。
面具,通常都與禮儀、祭祀、喪葬等密切相關。其中,以黃金制成的面具十分罕見,反映出使用者地位的尊崇。我國迄今出土的黃金面具,其大小、造型、功能各有不同。據介紹,本次展覽首次將國內目前發現的主要黃金面具集中進行展示,揭秘不同地域、不同文化之間交流融合的歷史記憶。
展覽現場,金光熠熠的黃金面具尤為奪目。其中,一件遼寧沈陽出土的遼代黃金面具的眉、眼、耳、鼻、口都刻畫得非常細致,連睫毛、胡須都清晰可見,耳朵上還佩戴著兩個摩羯形金耳環,具有蒙古人的特征;而另一件遼代金面具則是在內蒙古通遼市出土,面具面貌豐圓,雙眼圓睜,鼻梁狹長,鼻翼略寬,眉、眼局部捶鏨。此面具出土時覆蓋于陳國公主面部,覆蓋面具是遼代的一種喪葬習俗。而旁邊一件在新疆伊犁出土的金面具稍有變形,面孔呈方圓形,闊面,圓目大眼,唇微啟,而且眉毛粗長,眼部以兩顆圓形大紅寶石為睛,給人一種威嚴莊重的感覺,為公元5世紀至6世紀的器物。(記者 文莎 余如波)
來源:四川日報
編輯:攀西商界網新聞資訊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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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宋魑首金杯金盤。 (貴州省博物館)
鎏金摩羯魚三足架銀鹽臺。 (法門寺博物館)
打撈中華文化的“黃金歲月”
國內最大規模金器展亮相蓉城
□本報記者余如波
“把這么多珍貴的金器匯聚在成都,讓過去只能在書上看到的珍品直觀、近距離地呈現在大家面前,是一次難得的文物盛宴。”9月20日晚,我國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黃金專題展《金色記憶——中國14世紀前出土金器特展》亮相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,展覽學術顧問、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齊東方很興奮。
此次展覽共展出全國40家文博單位的350件(套)先秦至元代出土金器精品,其中不乏各文博單位的多件鎮館之寶。展覽整體內容設計以時代為序,根據不同階段金器發展的總體特征劃分為五個單元,以及特別單元“黃金面具”。種類繁復、富麗華美的金器,彰顯著不同地域、時代人們的審美水平、生活情趣與觀念信仰。
壹
傳統金器制作工藝的全景呈現
金耳環、金飾片、絞絲金環……走進“金色記憶”展廳,來自新疆、甘肅、河南等地文博機構的一批小型金器,便吸引了不少參觀者的目光。“夏商西周時期,中國金器的發展尚處于萌芽階段。”本次展覽策展人、金沙遺址博物館陳列研究部副主任黃玉潔介紹,這一時期黃金制品器型較小,紋飾簡單,多用于其他器物或人體的裝飾。
在黃金這種稀有的貴金屬上,古往今來的匠人們窮盡技巧和精力:錘揲、鑄造、鏨刻、焊珠、鎏金……這些傳統金器制作方式很快發展起來,而它們均可在本次展覽的展品中得以呈現。例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收藏的漢代八龍紋嵌寶石金帶扣,外觀與如今的皮帶扣十分相似,但卻采用了造模、錘揲、鑲嵌、焊接等多種工藝。展品上有1條大龍和7條小龍在急流中翻騰跳躍,龍身多處鑲嵌綠松石,花紋和水波紋用纖細如發的金絲描繪,中間還焊接有小金珠,可謂出神入化,栩栩如生。
2000年,國家郵政局發行《中山靖王墓文物》特種郵票1套4枚,其中第二枚郵票上的“鎏金銀蟠龍紋銅壺”也出現在展覽中。這件西漢時期的盛酒器高59.5厘米,主體紋飾是腹部的鎏金蟠龍紋,四條粗大的獨首雙身蟠龍上下翻騰,左右環繞。此壺原為楚元王劉交之物,其后人參加“七國之亂”敗亡,朝廷沒收此壺,轉賜中山靖王劉勝。
鎏金牡丹紋銀牌飾。(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)
貳
金沙大金面具為同期形體之最
作為此次展覽的東道主,出土于四川的金器為數眾多,與來自省外各文博機構的展品交相輝映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,自然是2007年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大金面具,這也是目前中國發現的同時期形體最大、保存最為完整的金面具。
展覽資料顯示,這件面具整體呈立體臉譜,系在模具上錘揲成形,厚度僅有0.02厘米,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耳朵則采用剪切而成。面具臉部豐滿,表情威嚴,具有一定的寫實風格,是研究商周時期成都地區古蜀文明、金器加工工藝、青銅文明以及四川盆地與外地文化交流的重要實物資料,具有重大的歷史、藝術和科學價值。
三星堆一號祭祀坑出土的商代金箔虎形飾,系用金箔捶拓成形,遍體壓印“目”字形的虎斑紋。中國古代民族多有崇虎的習俗,三星堆出土的金虎及青銅虎造型以簡馭繁,氣韻生動,說明蜀人對虎的觀察相當仔細,而且虎的形象在其心目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
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,總共出土各類金器近300件,據黃玉潔介紹,其中的金杖、金面具等,在商周時期中國其他地區罕見,有學者認為其可能借鑒、吸收了一定的外來文化因素。“相較于同一時期北方草原地區出土的金器,古蜀金器并不是用于人體的裝飾,而多用于祭祀活動,與中原地區的青銅器、玉器有著同樣尊崇的地位,反映出古蜀先民獨特的宗教信仰和非凡的藝術想象力。”
展品吸引觀眾拍照留念。
叁
“海納百川”造就中國金器輝煌
中國金器的形成和發展,并非“閉門造車”的產物。相反,本次展覽前言開宗明義地寫道,“中國金器在汲取域外文化因素的基礎上,歷經各時期的創新與發展,逐漸與各民族、各地方文化特色相結合,從而使中西方不同工藝的裝飾風格相互交融,草原游牧文明與中原農耕文明相互碰撞,最終形成了中國獨特的黃金文化。”
來自內蒙古博物院的北魏鹿首金步搖冠便是一例。步搖是中國古代婦女的一種首飾,因人行步則動搖故名,其制作多以黃金屈曲成龍鳳等形。公元前1世紀左右,步搖自西亞傳入中國,與中原漢式步搖相結合后流行于魏晉時期,尤在慕容鮮卑部最為盛行。
魏晉南北朝時期,西方輸入的金器數量大增,其器型、紋飾、技法為中國金器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。唐代金器將多種文化因素融合創新,成為中國古代金器發展史上的巔峰。“粟特文化對唐代金器的影響最為顯著,以帶把杯和金花銀盤最為典型。”黃玉潔說,帶把杯是中亞粟特地區的典型酒水用具,但當地只見以錘揲工藝制作的銀杯,而唐代則出現了以鑄造為主要工藝的金制帶把杯,其局部造型也顯示出強烈的中國風格。本欄圖片均由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供圖
罕見黃金面具首次集中亮相
遼黃金面具。(沈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)
9月20日晚,《金色記憶——中國14世紀前出土金器特展》在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舉行開幕儀式。伴隨著歡快的鼓點,7名身著白衣、頭戴面具的演員款款走上舞臺,演出過程中,川劇演員變出兩張金色臉譜,形似三星堆金色面具,恰到好處地呼應了展覽主題“金色記憶”。
面具,通常都與禮儀、祭祀、喪葬等密切相關。其中,以黃金制成的面具十分罕見,反映出使用者地位的尊崇。我國迄今出土的黃金面具,其大小、造型、功能各有不同。據介紹,本次展覽首次將國內目前發現的主要黃金面具集中進行展示,揭秘不同地域、不同文化之間交流融合的歷史記憶。
展覽現場,金光熠熠的黃金面具尤為奪目。其中,一件遼寧沈陽出土的遼代黃金面具的眉、眼、耳、鼻、口都刻畫得非常細致,連睫毛、胡須都清晰可見,耳朵上還佩戴著兩個摩羯形金耳環,具有蒙古人的特征;而另一件遼代金面具則是在內蒙古通遼市出土,面具面貌豐圓,雙眼圓睜,鼻梁狹長,鼻翼略寬,眉、眼局部捶鏨。此面具出土時覆蓋于陳國公主面部,覆蓋面具是遼代的一種喪葬習俗。而旁邊一件在新疆伊犁出土的金面具稍有變形,面孔呈方圓形,闊面,圓目大眼,唇微啟,而且眉毛粗長,眼部以兩顆圓形大紅寶石為睛,給人一種威嚴莊重的感覺,為公元5世紀至6世紀的器物。(記者 文莎 余如波)
來源:四川日報
編輯:攀西商界網新聞資訊中心